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11月19日,深圳APEC峰會出現兩幅耐人尋味的外交畫面。一邊是川普、習近平與普丁首次舉行三方領袖會談,並發布《中俄美元首和平宣言》;另一邊則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抵達深圳時,接待規格引發爭議,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雖有兩次短暫互動,卻始終沒有正式雙邊會談。
尤其高市下機時,專機艙門與舷梯平台之間出現明顯高度落差。據日本媒體人矢板明夫於11月19日根據電視畫面所作的目測,落差可能達40公分左右;日本前防衛副大臣中山泰秀也曾針對舷梯設置及安全檢查提出質疑。由於高市當時穿著裙裝及高跟鞋,下機時必須側身扶著機門小心跨步,這個畫面迅速成為日本政界與媒體討論的焦點。矢板明夫同時指出,目前沒有證據證明中方故意調整舷梯高度,但要求中方說明接待安全安排具有合理性。
這場外交風波的意義,並不在於40公分究竟是否刻意安排,而在於禮賓爭議、雙邊會談破局與台海立場衝突同時發生,反映出中日關係已經陷入政治互信不足的困境。深圳峰會也因此呈現出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大國可以為戰略利益坐上談判桌,歷史與安全矛盾交織的中日關係,卻連一次正式會談都難以實現。
舷梯落差:外交禮遇背後的政治訊號
11月18日,高市抵達中國大陸深圳寶安國際機場,迎接她的是中方外交禮賓官員,而非習近平親自接機。相較於川普獲得習近平親自迎接,其他主要領袖也有不同形式的歡迎安排,高市的接待場面相對冷清,沒有歡迎音樂及青年歡迎隊伍。日本前防衛副大臣、眾議員中山泰秀在社群平台提出質疑,認為即使兩國存在外交爭議,接待國仍有責任確保外國領袖的人身安全。
舷梯事件更使這種外交待遇差異受到放大。矢板明夫根據電視畫面目測約40公分的落差,並指出高市過去曾公開談及類風濕性關節炎及腿部人工關節手術的情況,因此這種下機安排更值得關注。不過,40公分並非官方測量數據,也沒有證據證明中方刻意製造落差,兩者必須有所區分。
外交禮賓往往具有超越儀式本身的政治意義。當接機規格、會場安排及領袖互動都受到關注時,單一事件便容易被解讀為國家關係的象徵。北京是否有意藉此傳達不滿,不能僅憑畫面定論,但中日關係的低溫已經十分明顯。
台灣紅線:雙邊會談破局的真正原因
中日關係惡化的直接導火線,是高市2025年11月7日在日本國會有關台灣有事的答詢。她指出,如果中國大陸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並構成日本法律所稱的「存立危機事態」,日本可能依法行使集體自衛權。這番談話將台海軍事衝突與日本可能採取的安全行動直接連結,引發北京強烈反彈。
北京認為,台灣問題涉及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日本不應藉由安全保障名義介入。大陸要求高市撤回相關言論,雙方隨後在外交、貿易及安全議題上持續交鋒,關鍵礦物出口管制與日本水產品進口限制等措施,也使政治爭議延伸至經濟領域。
深圳峰會期間,高市與習近平並非完全沒有接觸。兩人先後在11月18日歡迎晚宴及19日領袖活動中握手,高市也曾主動向習近平表達謝意及祝賀,但沒有進一步舉行正式雙邊會談。高市在峰會後的記者會上重申,日本對台灣的立場與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一致,並強調日本的立場沒有改變。
這種表述反映日本試圖維持既有外交承諾,同時保留自身安全政策的判斷空間。對北京而言,問題在於日本是否藉由安全保障論述逐步擴大涉台角色;對東京而言,台海局勢與日本周邊安全、海上交通及西南諸島防衛密切相關。雙方真正的衝突,是對台灣問題能否與日本安全保障直接連結,存在根本性的認知差異。
歷史敘事:戰後秩序與外交文件的不同解讀
中日爭議還涉及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的歷史解釋。這份文件是兩國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基礎。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對於中國政府認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場,日本則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
這段文字具有重要的外交區別。日本承認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的地位,並對北京的台灣立場表示理解與尊重,不能簡化成日本另行承認台灣主權歸屬的法律判斷。北京認為,這份聲明構成日本處理台灣問題的重要政治基礎;東京則強調,其既有外交立場並未改變,但仍須依照自身法律與安全環境處理可能發生的危機。
更深一層的矛盾,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記憶。日本在1972年聲明中,已對過去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表達深刻反省。中國大陸則持續強調反法西斯戰爭勝利與戰後國際秩序的歷史意義,並將日本正視侵略歷史視為兩國關係的重要基礎。
深圳三方峰會中,習近平、普丁與川普也以三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及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歷史地位,凸顯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責任。這種歷史敘事對戰敗國日本具有特殊敏感性。然而,不能因此認定三方峰會是專門針對日本而設計,其宣言並未直接討論日本或台灣問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歷史記憶仍然深刻影響東亞國家的安全認知,也使中日雙方難以將當前爭議與過去歷史完全切割。
三方峰會:大國合作與日本的外交空間
11月19日,川普、習近平與普丁在深圳舉行首次三方領袖會談,並發布《中俄美元首和平宣言》。宣言提出四項共識,包括推動聯合國改革、增加精煉石油產品生產與供應、尊重國家官員豁免,以及就降低核風險與防止核擴散進行對話。三國並重申,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
這份宣言具有重要的外交象徵性,但不能據此認定三國已經形成政治同盟,也沒有提出具體的俄烏停戰方案,更未涉及台灣問題。美中俄在地緣政治、經濟利益及安全政策上的分歧依然存在。其真正意義在於,即使彼此存在競爭,大國仍可透過最高層級溝通,在共同利益領域尋求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高市也在中日正式會談未能實現之際,與普丁進行約30分鐘會談,這是日俄領導人自2019年以來首次面對面接觸。雙方討論遭俄羅斯拘留的日本記者,以及日本企業在俄羅斯的權益問題。這場會談不代表日俄關係已經破冰,烏克蘭戰爭與北方領土爭議仍是兩國難以迴避的分歧。
對東京而言,維持與莫斯科的溝通,可以避免外交空間過度受到中美關係及俄羅斯問題的限制;對北京而言,與美俄領袖直接對話則有助於展現其在國際安全議題上的外交角色。這些互動顯示,國際政治並非固定陣營的簡單排列,各國仍會依照自身利益調整外交關係。
結語
深圳APEC留下兩幅鮮明對比的畫面:一邊是川普、習近平與普丁坐上談判桌,發布和平宣言;另一邊則是高市早苗抵達深圳時,舷梯落差引發爭議,與習近平雖有握手互動,卻始終沒有正式雙邊會談。
所謂40公分的落差,終究只是目測估計,其背後是否涉及刻意安排,仍缺乏證據證實,卻成為中日外交冷處理最受矚目的象徵。真正的問題不在於一次接機是否隆重,而在於雙方對台灣問題、歷史責任與戰後秩序的理解,已經出現難以化解的落差。
大國可以因利益需要而坐上談判桌,歷史對立也不必然阻斷外交接觸。中日關係能否解凍,關鍵在於雙方是否願意在堅持各自立場的同時,恢復必要的政治溝通與危機管理。台海不應成為大國角力下任意交換的籌碼,也不應成為中日關係失控的引爆點。當歷史敘事取代理性對話、軍事疑慮壓縮外交空間,原本可以透過協商處理的分歧,便可能逐步演變成整個東亞都必須承擔的安全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