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企業家生前三度出手,協助一家老工廠度過資金危機;企業家離世後,原本建立在借貸與信任上的合作關係,卻演變成廠房遷讓的司法爭議。如今,一甲子老工廠面臨斷水斷電,40多名員工可能失去工作。這場風波最令人遺憾之處,是當年曾經攜手度過難關的雙方,如今卻可能連坐下來好好談一次的機會都沒有。
台南善化福隆尖端科技與亞德利塑膠工廠,創立於民國52年,自有品牌MDI氣壓棒曾經名列國內第一、世界前三,並獲得國家磐石獎及中小企業小巨人獎。這不是一家毫無歷史的普通工廠,而是台灣製造業數十年發展的縮影。
福隆負責人蔡子良表示,公司在2018年陷入財務困境時,三立已故董事長林崑海曾與夫人伸出援手,先後提供9億9000萬元資金;2021年又借出1億元,協助福隆維持取回廠房的權利。對福隆而言,海董不只是債權人,更是曾經在企業最困難時刻願意幫忙的朋友。
蔡子良如今反覆表達的,不是要求免除債務,也不是否定海董家屬的權利,而是希望按照法院認定的金額清償借款,重新取得廠房。他最在意的,是當年海董曾經承諾,還清借款後就把廠房還給福隆。
這項承諾是否具有何種法律效力,必須由法院依據契約與證據認定。但值得注意的是,依福隆提供的資料,海董的三名子女曾於2023年4月發出存證信函,表示尊重父親生前與福隆之間的契約及承諾,願意延續雙方租賃關係,並向執行法院表明反對張秀女士聲請強制執行。
這封存證信函,至少透露一個值得重視的訊息:海董生前與福隆之間的交易,並非完全沒有協商空間,家屬內部對於如何延續相關關係,也曾有不同立場。既然如此,今天的爭議是否還有重新溝通的可能?
海董已經離世,當年由他主導的商業安排,也因此增加了解釋與履行上的困難。繼承人依法承受相關權利義務,各自也有保障財產權益的考量,不能要求家屬單憑情感放棄法律權利。但同樣地,如果海董生前確實曾經作出返還廠房的承諾,這段承諾也不應因為當事人離世,就完全失去被理解與檢視的機會。
從事件發展來看,雙方在2023年曾經協商廠房取回價格。依蔡子良的說法,原本談妥16億元,後來價格提高至19億2000萬元,最後協商破局。其後,張秀女士以租約屆滿為由聲請強制執行,工廠因而面臨遷讓。
這裡真正值得思考的是,當雙方對於借款金額、利息、廠房價值及返還條件仍有不同認知時,是否應該優先透過協商確認清償方式,而不是讓整座工廠直接進入停擺危機?
司法程序有其必要性。當契約爭議無法透過協商解決,當事人尋求法院裁判,是法治社會應有的權利。法院執行判決及相關法律文件,也必須依法進行。但司法程序的存在,不代表當事人不能繼續和解;執行程序的推進,也不應成為雙方放棄協商的理由。
尤其這起事件涉及的,不只是廠房本身。福隆廠區有生產設備、變電設施及污水處理系統,一旦斷水斷電,可能造成設備損害,也可能影響環境安全。更直接的是40多名長年工作的員工,可能因為一場他們無法左右的財產爭議而失去收入。
對員工而言,海董是誰、借貸契約如何形成、廠房登記在誰名下,都不是他們能夠決定的事情。他們每天進工廠工作,只希望企業能夠繼續營運,讓家庭生活有穩定依靠。如果工廠突然停擺,承受後果的將不只是企業負責人,而是40多個家庭。
因此,這場爭議最需要的,不是繼續放大雙方的對立,而是尋找能夠兼顧權利與生計的過渡方案。只要法律允許,是否能在權利爭議釐清前,暫緩斷水斷電,維持必要的生產及設備安全?是否能由雙方共同確認債務金額、清償期限與廠房返還條件?如果一次無法完成清償,是否可以透過分期、擔保或其他合法安排,讓債權獲得保障,也讓工廠有繼續經營的機會?
這些都不是要求債權人犧牲權益,而是讓爭議有機會從對抗走向解決。
海董生前三度伸援,顯示雙方過去曾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如今他已不在,當年的情誼更需要透過理性協商與法律程序延續,而不是讓不同的契約解讀成為無法跨越的鴻溝。
一個企業家真正留下的,不只是財產與商業版圖,也包括他曾經如何對待合作夥伴、如何在別人最困難時伸出援手。這些事情未必能取代法律,但值得後人理解與珍惜。
福隆願意清償借款、取回廠房,張秀女士及其他權利人也有保障自身權益的正當性。雙方並非完全沒有交集。只要願意回到談判桌,仍有機會找到比工廠熄燈更好的答案。
海董已經走了,但當年協助企業度過難關的初衷,是否還能被延續?這不只是福隆與海董家屬的問題,更是對商業信用、社會責任與人情價值的一次考驗。
法律可以決定權利歸屬,卻不必讓協商之門就此關閉。一甲子的老工廠不應輕易熄燈,40多個家庭的生計也不該成為交易爭議的附帶代價。讓債務依法清償,讓權利獲得保障,也讓企業保有活路,才是這場風波最值得追求的圓滿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