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嘉宏 / 房地產法務公
福隆尖端科技與亞德利塑膠工廠面臨強制遷讓,表面上是一場廠房租賃與所有權爭議,實際上卻觸及台灣商業交易中一個重要問題:當企業為了取得資金,以不動產移轉作為擔保,究竟應該依照登記形式認定,還是必須回到雙方最初的交易目的?
台南善化這座創立於民國52年的老工廠,曾經以MDI氣壓棒品牌打進國際市場,獲得國家磐石獎及中小企業小巨人獎,如今卻因與已故三立董事長林崑海家族之間的廠房爭議,面臨斷水斷電及遷讓危機。事件最值得釐清的,不是誰的聲量比較大,而是當年近10億元資金往來及廠房移轉,究竟建立在什麼樣的法律與商業關係上。
依福隆負責人蔡子良的說法,2018年公司陷入資金困境,海董與夫人先後借出5億5000萬元及追加資金,實際交付合計9億9000萬元。為了保障債權,雙方以讓與擔保方式,將廠房登記在海董及夫人名下,並約定福隆清償後可以取回。其後,海董又於2021年借出1億元,協助福隆維持取回廠房的合約權利。
如果福隆所述屬實,這場交易的核心便不是一般的不動產買賣,而是以廠房作為債權擔保的融資安排。這兩種法律關係的效果截然不同。一般買賣是所有權移轉的終局交易,讓與擔保則是以財產權移轉作為保障債務履行的手段,清償後是否應返還擔保物,必須回到雙方約定及相關法律關係判斷。
問題在於,當年雙方除了廠房移轉,也簽訂租約,由福隆繼續使用廠區,每月支付50萬元。蔡子良認為,租金實際上是借款利息的補貼,並非一般租賃關係;而第二份租約的期限,又與海董同意延長取回廠房的兩年期限相互對應。
更值得注意的是,據福隆提供的資料,經手交易的海董特助黃正吉曾在法院具結作證,表示自己知道是借錢,實際拿到的資金是9億9000萬元,雙方曾討論以增加金額作為返還廠房的條件。這些證詞是否足以證明雙方存在讓與擔保關係,仍須由法院綜合判斷,但顯然不能忽略。
另一個爭議焦點,是2023年雙方協商取回廠房的價格。蔡子良表示,原本談定16億元,後來卻提高至19億2000萬元,最後協商破局。隨後,張秀女士持租約屆滿的公證租約聲請強制執行,使工廠面臨遷讓。
從法律角度來看,當事人簽署的租約具有法律效力,租期屆滿後如何處理,也必須依法認定。但如果租約只是整體融資安排的一部分,是否能夠脫離借貸及讓與擔保關係,單獨成為要求工廠遷讓的依據,就值得進一步檢視。
換言之,不能只因為文件上寫著租賃,就忽略背後可能存在的借貸關係;也不能只因為一方主張是擔保,就否定登記及租約所產生的法律效果。真正重要的是,法院必須完整還原當年的交易過程,包括資金流向、利息安排、契約內容、租約形成原因,以及雙方對清償後返還廠房的認知。
這也是商業信用最重要的地方。企業融資需要明確的權利義務,債權人必須保障自己的資金,借款人也必須履行清償責任。但如果雙方採取的交易形式與實際目的存在落差,事後又因不同解讀而產生爭議,司法就必須透過實質審查釐清,而不是讓任何一份文件自動取代全部交易背景。
此外,海董三名子女曾在存證信函中表示尊重父親生前的契約及承諾,願意延續相關租賃關係,並向法院表明反對強制執行。這項資料也值得納入整體判斷。它不代表爭議已經有了法律答案,卻說明海董生前與福隆的交易安排,仍有進一步釐清的必要。
當然,債權人的權利不能因為借款人經營困難而被無限期延後。福隆若要取回廠房,就必須提出具體清償方案,依法院認定的金額履行義務;但同樣地,債權保障也不應忽略交易本質,更不能讓原本用來保障債權的擔保安排,在爭議未完全釐清前,就直接演變成企業停工的結果。
這座工廠已有超過60年歷史,廠內40多名員工的工作權益,也因為廠房爭議受到牽動。斷水斷電不只是行政或執行程序,更可能造成設備損失、生產中斷及污水處理問題。若有其他可行方式保障債權,應該審慎評估是否有必要立即採取不可逆的措施。
這起事件真正需要的,是回到契約、證據與交易本質,而不是陷入情緒化的恩怨敘事。法律保障債權,也應保障交易公平;司法執行權利,更應建立在完整理解法律關係的基礎上。
一場近10億元融資所留下的爭議,最終不應只以廠房易主或工廠遷讓收場。把當年的交易說清楚,讓該還的錢依法清償,讓該保障的權利獲得保障,才是這場爭議最應該追求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