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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國民黨主席洪秀柱成立的「孫文學校」旗下孫文南院,爆發疑似接受境外資金介入地方選舉的司法風波。中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南院院長汪明生,遭檢調懷疑與孫文南院婦女部主任潘金英,帶有意參選高雄市鼓山區里長的閔姓女子前往北京,與大陸國台辦人員接觸,並疑似接受資金挹注,涉及反滲透法相關規定。檢方偵辦後,將汪、潘及閔女3人聲請羈押,但法院審理後裁定分別以60萬元及40萬元交保,並限制出境、出海。

這起案件引發關注,不僅因為涉案人士具有學術及兩岸交流背景,更牽涉地方基層選舉是否受到境外資金介入,以及兩岸民間交流與政治活動之間的界線。尤其汪明生身為孫文南院院長,長期投入兩岸學術與民間交流,如今遭檢調依反滲透法偵辦,也使孫文學校及其相關組織受到外界關注。

雄檢指出,汪明生平時頻繁往返兩岸,潘金英除了擔任孫文南院婦女部主任,也成立「高雄市新群英遊養多元交流協會」,並擔任執行長,檢方認為該協會具有孫文南院婦女部附隨組織的性質。

檢調調查發現,汪明生與潘金英得知閔姓女子有意投入高雄市鼓山區某里長選舉,挑戰現任國民黨籍里長,兩人疑似向閔女表示,如果有選舉經費需求,北京方面可以提供候選人資助。今年5月,汪、潘帶領閔女前往北京及天津參訪,期間接受當地招待,並與國台辦相關人員會面,討論選舉事宜,檢方懷疑過程中涉及接受資金,返台後更在高雄舉辦造勢活動。

此外,檢調也將調查重點延伸至兩岸交流團的運作模式。雄檢指出,汪、潘疑似透過新群英協會招攬幹部及會員,邀請各社團與公司行號人員參加北京、天津行程,藉此規避國內旅行社不得招攬不特定旅客赴陸旅遊團的相關規定,參與者則接受當地落地招待。

由於案件涉及疑似境外資金與地方選舉,檢警調隨即展開聯合偵辦。轄區鼓山警分局獲報後,於12日會同雄檢主任檢察官謝長夏及多名檢察官,並協調調查局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移民署屏東縣專勤隊共同執行搜索及傳訊行動。檢調一共搜索11處,並通知相關被告及證人到案說明。

檢察官複訊後認為,汪明生、潘金英及閔姓女子涉嫌違反反滲透法第4條,疑似接受滲透來源指示或資助,為特定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犯罪嫌疑重大,因此向高雄地方法院聲請羈押。不過,法院審理後並未准予羈押,裁定汪明生以60萬元交保,潘金英及閔姓女子則各以40萬元交保,3人均限制出境、出海。

從案件發展來看,這起事件的政治敏感性,在於它同時涉及兩岸交流、學術團體、民間協會與地方選舉。尤其台灣近年持續強化反滲透法的執法,境外勢力是否透過地方人脈、社團組織及資金挹注影響選舉,已成為國安與選舉公平的重要議題。

然而,司法偵辦仍須回歸證據,必須釐清相關交流究竟屬於正常的兩岸民間往來,還是已涉及接受境外指示、資助並介入選舉。對汪明生等人而言,法院裁定交保並不代表案件已經定案,後續仍須透過司法程序確認相關指控是否成立。

這起案件後續如何發展,不僅攸關涉案人士的法律責任,也將牽動外界對兩岸交流空間、政治團體運作及反滲透法適用界線的討論。

中評對話汪明生:談「統好」理念的緣起與內涵

2025年9月10日 00:26

孫文南院院長、高雄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退休教授汪明生(中評社束沐攝)

中評社香港9月10日電(記者束沐)台灣孫文南院院長、高雄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退休教授汪明生,日前參加第七屆兩岸關係天府論壇期間,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深入闡釋近年來提出並持續倡議的「統好」理念。

汪明生認為,「統好」有助於「早統」,而「好」的關鍵,在於台灣社會與民生能否獲得實質發展。他特別指出,南台灣經濟轉型失敗,民進黨在地方治理上「以執政為手段、以勝選為目的」,在營造虛假繁榮的同時,也讓高雄錯失重要的發展機會。大陸應及早部署,採取群眾路線,讓台灣民眾逐漸產生改變現狀的意願,進而自主做出選擇。

訪問全文如下:

中評社記者: 您近年來在多場兩岸研討會上提出「統好」理念,令人耳目一新。請問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思考這個概念?

汪明生: 具體來說是在2021年。前後醞釀的過程,則可以追溯到1998年學會成立之初。當時我們與大陸海協會、科協合作,組織了超過4,000人次的兩岸交流活動。這些交流很有意義,讓我們走訪大陸許多地方,也認識了許多大陸朋友,對大陸的了解愈來愈深入、全面。

但後來我們發現,由於各種原因,這段期間南台灣官方始終未能與大陸維持正常、合理的交流,甚至愈來愈退縮保守,沒有積極主動面對兩岸關係。因此,我們決定從南部出發,以民間力量積極推動南台灣參與兩岸交流。

2021年11月12日孫中山先生誕辰紀念日前後,我們舉辦了一場規模較大的兩岸關係視訊會議,主題是「兩岸如何協同共好」,直接面對發展問題,進而形成「統好」的概念。

提出這個概念,與我們的專業領域及人生經歷有關。我們長期在台灣南部任教,尤其是1990年代,在國民黨籍吳敦義主政高雄的十年間,我們當時年輕、積極,是與他接觸較多的學者。直到現在,我們仍然認為,台灣最具發展潛力的城市是高雄,而不是台北。但由於種種原因,高雄始終未能脫胎換骨、突破發展瓶頸,沒有走上原本應該走的道路。

我們一直關心城市發展與民生議題。1990年代末期,大陸公共管理專業開始發展,恰好與我們的專業領域接軌。此後,我們看到大陸各地、各個面向都在快速發展,上下一心,全面貫徹發展路線。每次到大陸,都讓人感到振奮;但回到台灣,卻愈來愈明顯感受到兩岸之間的落差。

正如前面所說,「統好」並不是從書本上得來的理論,而是二十多年來長期在南部觀察、比較後逐漸形成的觀點。再加上從1998年開始帶領博士生的經驗,公共事務領域與企業管理一樣,重視實務操作。所謂「事貴眾知行」,就是從觀察、摸索、形成觀點,再到實際操作的過程中得出結論。

可以說,我們不知不覺走上了這條路,而這條路應該具有群眾基礎,也經得起時間考驗。

現在我們可以更篤定地說,大部分台灣民眾,包括許多認同綠營的南台灣民眾,其實並沒有想要分裂國土、勾結外國勢力、推動「台獨」。其中一部分人是被帶偏了,另一部分人則是被放棄了。

他們內心真正想要的是「好」,也就是解決發展問題。「統」只是手段,「好」才是目的,這也是最重要的核心。

「好」包含兩個面向,一個是經濟,另一個是社會。概括來說,前者是「錢」,後者則是「人」。

大陸堅定秉持社會主義理念,並從「十二五」規劃開始納入社會治理的部分,但台灣藍綠政黨都沒有真正走上這條道路。2008年,台灣提出「先經後政」,但從旁觀察,卻忽略了社會這個重要環節。可能是因為北台灣的社會條件與群眾基礎問題不大,因此沒有受到足夠重視。

高雄市民上一次將選票投給韓國瑜,就是因為他們對現況不滿意。然而,最後一次改變的機會錯過之後,單靠台灣自身的力量,恐怕已經很難改變了。

再比較兩岸發展情況,2000年以前,台灣仍然全面領先大陸;到了民進黨執政八年後的2008年,大陸已經找到發展方向並快速前進,台灣相較之下已不再具有原先的優勢。因此,在兩岸交流方面,我們也能感受到與2000年以前截然不同的氣氛。

2016年起,蔡英文連任兩屆,2024年賴清德又當選,台灣真正的出路與發展方向,其實就在遲遲未能走上正軌的兩岸交流合作。兩岸大局的外部因素是美國,內部關鍵則在南台灣,而真正的癥結,在於必須從下而上理解人口結構與民情意識,也就是社會問題。

我們希望的,不是繼續陷入選藍還是選綠的政治對立,也不是單純拿兩岸相互比較。大陸的體制確實有能力集中力量辦大事,台灣如果真的要與大陸比較,多數指標根本比不上,這也不是我們要討論的答案。

大陸已經超越台灣,與美國的差距也愈來愈近。兩岸當然要統一,但重點是必須「統好」。

顯而易見,台灣問題不能一代拖過一代。但無論透過何種方式完成統一,都必須考慮統一之後的治理,而且現在就應該開始規劃,找到實現「統好」的關鍵路徑,而不是走一步算一步。

有人說,「一國兩制」在台灣沒有市場。我們認為,這樣的說法並不公平,因為絕大多數台灣民眾根本不了解「一國兩制」的具體內容。即使把道理說清楚,如果沒有實際體驗,也未必能產生認同。

所以,重要的不是「知」,而是「行」。必須讓大多數台灣民眾透過實際感受,認識並認同統一之後的生活可能比現在更好。

台灣的選舉政治,也應該成為中國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為大陸提供一種「微型中國」的實踐經驗。

台灣在解嚴與民主化之前,依據孫中山先生的規劃,「憲政」之前需要經過「訓政」階段,但在解嚴期間,受到北台灣觀點影響,「訓政」幾乎被一筆帶過,甚至遭到忽略。

現在台灣的民主,似乎只體現在投票當下的選擇,投票之後,民眾的命運仍然由既有的其他人決定。這並不是真正完整的民主,還有許多地方需要補強,而這也是可以邀請大陸共同參與、由兩岸一起努力的事情。

我們直接提出「統好」,是因為從台灣與民眾的角度來看,「統好」有助於「早統」。大陸可以主動做好統一後的各項規劃,包括整體藍圖與願景,甚至進行小範圍試點,讓台灣民眾看到統一之後,社會與地方各項運作都能順利進行。這絕對有助於加速兩岸統一。

中評社記者: 您所說的「統一後的規劃、藍圖及小範圍試點」,是否可以在福建示範區進行?

汪明生: 應該可以,但從平潭的經驗來看,我們認為目前還沒有準備好。不能只有單方面的宣傳,卻沒有真正符合台灣民眾需求的準備。

目前許多問題在於,台灣民眾已經受到錯誤資訊影響,普遍對大陸存在成見,因此不容易心平氣和地看待統一,這是客觀事實。

眼前支持民進黨的台灣民眾,大約有四成。這四成並不是少數,而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支持群體。大陸應該思考,如何爭取這四成民眾?至於剩下的六成,可能不支持「台獨」,也不支持民進黨,但也不代表他們一定支持統一。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2016年成立孫文南院。

孫文南院目前已經具有一定的能見度與活力。由於民間組織本來就不容易經營,加上由學者出面領導,在社會號召力與觀感上相對較好,但學者畢竟不擅長組織動員。

我們認為,複雜的事情應該抓住核心、簡化處理,否則只會愈弄愈複雜,最後陷入長期延宕、無法解決的困境。

中評社記者: 提出「統好」概念至今已經四年,根據您的觀察,這個概念在南台灣、全台灣,以及大陸這三個不同層次的群體中,有什麼樣的反應?

汪明生: 這就必須談到兩岸「南南合作」的發展歷程。

我曾經帶領學生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拜訪,當時的所長周志懷非常認真地閱讀我們準備的資料。2016年底,他找我商量,希望在廣西舉辦第一屆「兩岸南南合作發展論壇」。

所謂南南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聯合國提出的概念,也符合2021年大陸提出的台灣問題純屬內政的論述。兩岸應該多談城市與地方的民生發展,讓大陸南方與台灣南部在「不僅經貿,無需政治」的原則下,推動全面合作。

之所以形成這樣的觀點,是因為在台灣1990年代開始變動的過程中,我們曾經在南台灣觀察、思考,並提出推動高雄城市行銷的構想。

原本城市轉型與發展應該由政府主導,從戒嚴時期的政策規劃,到解嚴後逐漸轉向市場機制,這段經驗具體來說,類似大陸改革開放從政府主導走向市場機制的過程。然而,高雄卻碰上中央政府高層的「戒急用忍」政策,以及愈來愈現實的地方選舉考量。

高雄原本是一座工業城市,唯有開放市場、引進高端服務業,才能真正完成轉型。我們也曾多次向當時的高雄市長提出建議,並以民間自發方式小額募款,成立民間基金會,完全依照公共事務的學理精神,前後努力了十年。

很遺憾,由於1998年全台灣最早的政黨輪替等種種原因,這些理念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僅有階段性、有限度的展現,後來卻被接續執政的民進黨拿來作為「行銷市府與市長」的選舉工具。

我們對高雄的感情一直非常複雜。進入21世紀亞太時代,高雄這座城市不應該只是現在這個樣子。

當然,許多人對高雄的認識,可能只停留在宜居、物價不高、氣候溫暖、充滿人情味等印象。但我們認為,如果高雄只停留在這個層次,實在是浪費了這座城市的先天條件與發展潛力。

就像2002年,身為高雄人的民進黨創黨主席施明德曾經參選高雄市長,提出當時最具前瞻性的政見「經貿自治港市」。然而,高雄卻始終沒有真正實現這個理想,就像是「捧著金飯碗的乞丐」。

統一已經是大勢所趨。我們的主張是,統一未必是壞事,但也不代表統一一定就是好事。如果希望把統一變成好事,台灣與大陸都必須積極努力。

如果希望把統一這件事做好,就必須從現在開始,預先思考許多城市轉型、社會變遷,以及與民眾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

在政府主導規劃的過程中,原本被視為政策結果的變數,也就是人口與社群,應該提前提升為政策規劃的核心因素。這其中就包括我們剛才提到的,高雄在國民黨與民進黨不同執政時期,對城市發展所採取的不同解讀與操作方式,以及這些問題如何逐漸演變成難以解決的沉痾。

因此,我們認為,「南南合作」是一個很好的主題。

2017年1月廣西舉辦第一屆論壇之後,我們憑藉民間力量,回到高雄繼續舉辦了三場活動,提出高雄與廈門「高廈合作」等主題。

2018年3月,我們將所有與「南南合作」相關的資料整理完成,並親自交給韓國瑜。這些內容也成為他後來參選高雄市長時的重要核心政見。

我們認為,大陸面對大部分台灣民眾時,沒有必要一開始就談主權與統獨問題,因為這些議題其實只有少數人特別關心。相較之下,更應該多談民生發展,尤其是在世代交替的背景下,不能只談經濟,也必須重視經濟以外的社會問題。

例如,相對於政黨,更應該關注選民;相對於工作,更應該關注生活。此外,以人為本、兩岸一家、心靈契合,這些都屬於社會層面的重要議題。

最重要的是,不能只在大陸談這些理念,而是必須設法把理念帶進台灣。「南南合作」正好符合這些面向。

我們也看到台灣民眾已經出現改變現狀的意願,就像這次大罷免,透過投票反映出民眾對賴政府的不滿,甚至已經到了難以忍受的程度。

但是,對台灣選民,尤其是南台灣民眾而言,是否存在其他更好的選擇?這件事目前還不明確。現在他們只是對賴政府感到厭惡,更何況今年沒有選舉,也無法直接反映在有效的選票上。

談兩岸如何統一,以及統一之後會變成什麼樣子,就必須想盡辦法進入台灣內部,走群眾路線,而不只是留在大陸討論或發表看法。

那麼,具體應該採取什麼樣的主題?我們認為可以參考一句話:「民眾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

如果能夠把許多民眾關心、切身有感的小事提出來,並且一件一件做好,就是好的政府,也符合當前網路時代的需求。

因此,直到現在,我們仍然持續努力,組織基層領袖與青年朋友到大陸參訪,返台之後繼續關注相關議題。

「統好」符合大陸與兩岸整體的長遠利益,也需要立即付諸行動。

我們的力量有限,就像「南南合作」已經出版專書,經過多年努力,才算初步開出一朵小花。但我們始終認為,這個方向是正確的,而且能夠直接切中問題核心。

我們非常珍惜這條道路,也會繼續努力,希望讓更多台灣民眾不再迴避兩岸統一,而是能夠主動、積極、自發地面對這個問題。

中評社記者: 大陸主張統一,台灣的「憲法增修條文」也闡明國家統一的目標。其實,兩岸共同追求統一本來不是問題。相較於您提出的「統好」,民進黨長期宣傳「統一之後不會好」,也就是「統不好」,才讓台灣民眾對統一產生負面觀感。

汪明生: 我們認為,不需要過度在意民進黨怎麼說。最重要的是堅持自己應該做的事情與方向。

我們記得,2008年開始,台灣執政者提出兩岸關係「先經後政、先易後難」,只求表面上平穩度過,但其中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經濟」與「政治」之間應該還有一個「社會」層面,當時卻沒有考慮到這個根本問題。

台灣南部與北部的社會差異非常大。

例如,馬英九執政期間,我們曾經兩度寫信給他,也曾進入總統府開會。當時參與會議的都是南部學者,我們年紀最大,因此第一個發言。結果發現,我們準備的簡報,台上那些高官根本聽不懂。多年來一直像「狗吠火車」,其實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在北部,講究的是資歷排序,也要看「哈佛、耶魯」等學歷背景;但在南部,則需要透過人際互動、走親訪友,講究的是「氣口」。

南北文化不同,所以國民黨在南部始終水土不服。就像吳敦義與高雄,大概可以說是「八字不合」。

現在再看國民黨主席選舉,經過多年群龍無首,幾乎看不到真正令人滿意的人選。

我們長期在南部觀察、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國民黨失去政權之後,就再也無法在高雄重新贏回執政權?

韓國瑜曾經在高雄取得突破,但他的當選其實與國民黨本身的組織力量沒有太大關係。

中評社記者: 南部是傳統產業聚集區,受到川普高關稅政策影響,南部民眾無疑會更加辛苦。這是否會對他們的政治意識產生影響?

汪明生: 大概不會。

我之前在高雄中山大學服務時,經過長期觀察與資料驗證,發現中山大學畢業生有75%不會留在高雄;高雄最好的男子高中高雄中學,這個比例是80%;最好的女子高中高雄女中則是70%。

這三個數據可以說明很多問題。有條件、素質較高、具有企圖心的人才,多半選擇離開南部。

至於更多選擇留下來的人,其實沒有太大的企圖心,只要日子過得去就好,物質需求普遍不高,長期以來也已經逐漸自我調適。

高雄與北部不同。大部分高雄民眾都很熱情、善良;相較之下,整個大台北比較像上海,大部分北部民眾比較有主見。

南部民眾只要多親近他們、多付出感情、多交朋友,就會對你產生好感,也願意聽你說話。如果聽完覺得有道理,就願意跟著你走。

民進黨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從整體局勢來看,我們認為,突破南部其實應該比突破北部容易。大陸需要清楚認識這一點,也必須下定決心。只要能夠突破高雄,民進黨的政治結構大概就會出現根本改變,「台獨」勢力也可能隨之瓦解。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翻轉高雄,祖國統一」。

中評社記者: 那麼,川普的關稅戰是否可能成為突破的契機?

汪明生: 並不容易。

高雄的社會結構呈現倒丁字型,也就是「一豎一橫」的結構。上層人士不少,但中間階層相對稀少,許多中產階級都已經離開了。

大部分底層高雄民眾的生活就是這樣過下去,即使受到外部衝擊,影響可能也不會太明顯。即使真的受到衝擊,用高雄人的說法,就是「回家多放一副碗筷」就好了。

事實上,高雄並不是典型的市場經濟。

我們觀察到許多店家,原本從事批發業務,後來受到市場環境影響,轉而改為自營。雖然平常沒有太多生意,但仍然可以繼續經營。

因為商品與員工都屬於自己,實際營運成本不高,所以不需要太多生意,也能長期維持下去。

高雄長期以來沒有真正對外開放,地方經濟生態高度依賴政府。現在民進黨把全台灣地方政府補助款的三成提供給高雄,因此市面上看起來相當繁榮。

但這些繁榮的資源其實來自政府,再加上民進黨很擅長政治操作,例如台積電等議題,都可以用來營造這種虛假的繁榮景象。

我們舉一個例子,高雄巨蛋(體育館)非常熱鬧,使用率也很高,但最後的營運結果卻是虧損,必須依靠政府補貼才能維持。

後來才發現,巨蛋提供許多表演團體免費使用場地。這就是政府施政在地方上的特殊做法:不是透過合理的財政規劃與營運模式維持市政,而是寧可不收場地費與租金,也要讓場面看起來熱鬧。

這種做法在全世界都相當少見,也非常特殊。

再加上民進黨擅長在選舉中強調「溫暖」形象,國民黨卻始終處於被動狀態,根本沒有辦法有效應對。

中評社:我簡要總結一下,您主張的「統好」就是注重發展、關注民生、關心社會,並且建議這是大陸需要提前準備的事情,福建示範區應該是一個可行的平台。

汪明生:2020年的海峽論壇上,我們準備了一份主題報告,當時提出5條建議,第一條就是以2013年大陸發布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兩岸融合與統一的指導思想。

這是有邏輯的。這些年,整個台灣的經濟發展較慢,尤其南部發展更慢。在台灣快速發展的年代,全台灣的家庭都認為「工作是目的,生活是手段」,這是因為大家沒有選擇。辛苦一天,工作不只8個小時,回到家只是簡單休息,第二天再勤奮工作,就這樣過了幾十年。後來的九○世代開始改變,工作只是手段,生活才是目的。

簡而言之,工作、上班、就業是經濟,而自己的生活則是社會。大陸反覆向台灣同胞說明法理與現實:「台灣不是一個國家,只是一個地區。」但為何不能多一些EQ,說「雖然台灣不是國家,但統一後大陸會全力扶持台灣,讓台灣成為全世界發展最好的華人地區」?這樣會讓聽者感覺舒服,更能感受到大陸的善意,也符合兩岸「統好」的精神意義。

當然,社會就是民間。現在全台灣在兩岸交流這一塊都是民間在做,(台方)政府一直扮演拖後腿的角色。

在討論政治選舉時,政治與社會通常不容易劃分。但我們透過20年的實踐了解到,台灣的選舉政治,一端是政黨、候選人和政治人物,大家非常關注,大陸也主動積極地和他們交往。然而,另一端則是選民,除了由南台灣開始、沒有資源,只有長期耕耘的綠營之外,幾乎很少有人在著眼發展與短期政績的情況下,主動積極地關注選民。

我們從未參與選舉,台灣選舉並沒有達到「選賢與能」的目的。尤其在南部,高雄市政府有很多我們的學生,但我們發現在高雄,「執政是手段,勝選是目的」,這翻遍全世界的政治學教科書,大概都找不到相近的案例。幾十年來,他們不求發展,只是為了勝選,心心念念都是為選舉服務。長此以往,就造成選民對兩岸議題的迴避、躲閃,甚至扭曲錯亂。

二十多年來,兩岸議題在高雄就類似《哈利波特》裡面的「佛地魔」,所有人都不敢說、不敢提「中國」乃至「統一」二字。所以國民黨很困難,而且也不敢碰兩岸議題,使兩岸融合統一成為島內,尤其是南部發展管理上的「要徑」。

在我們看來,兩岸其實是「兩個城市的問題」,一個是成為主要問題的高雄,一個是作為主要解方的北京。也就是說,高雄的問題台北沒有力量解決,而且大部分的高雄人對台北也沒有信心,多年來很多政策提出來,最後都不了了之。大部分台灣同胞對大陸原本比較疑慮,然而現在都在變化中。台灣同胞已經在做好準備,哪個政黨可以為他們促進發展、謀求福祉,哪個中央可以給城市支持和政策,比較之下,他們應該可以做出較佳的選擇。

從高雄的角度來看,一個選擇是原本的台北,另一個就是解放思想下的北京。複雜問題需要簡單處理,如果高雄同胞認識到自己有機會選擇,那麼就需要大陸、北京也做好準備。事實上,我們聽說2010年開始的平潭,是要什麼北京就給什麼,但由於很多原因,包括從馬政府開始就很保守、沒有把握和配合,所以錯過了重要機會。

但反過來,我們認為依靠民間還是可以完成很多事情,不能因為台灣官方保守、不回應,大陸也跟著保守、沒興趣,嫌貧愛富、看上不看下(清大台研所劉振濤2013年語)。這樣機會不斷錯過,兩岸是繼續拖延還是要打仗?如果不走這兩條路,做到不拖、不武,那就只有第三條路,也就是我們一直主張的城市地區民生發展、走群眾路線爭取民心。邏輯推演下來,就是超前部署的「統好」,這將有助於一勞永逸地實現「早統」。